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办案参考资料（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印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的通知》
浙检发诉三字〔2018〕6号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分局）:
现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如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2018年9月14日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
为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办案质量，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本指引所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犯罪分子以电信通讯、互联网络等技术手段为传播方式或媒介，对被害人发布虚假信息或设置骗局，诱使被害人给付钱财或网络转账而遭受损失的犯罪行为。
第二条 证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情况的证据除身份证，户籍证明等材料外，还应当调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虚拟身份信息，包括网络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网络社区登录密码等。
第三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可通过核查相关IP地址、网络活动记录、上网终端归属、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进行综合判断。
第四条 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观故意的主要证据是书证、电子证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及其他有助于判断主观故意的材料。
第五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实施的行为系诈骗犯罪。具有下列身份或行为已被查证属实，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可以认定其主观故意为“明知”，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知道其行为系诈骗除外:
（一）行为人系诈骗团伙发起股东、业务主管或小组长的；
（二）行为人系诈骗软件、网站、支付链接的研发、销售提供者、技术支持者或维护者，诈骗话术剧本编写者或诈骗技能培训者
（三）行为人具有电信网络诈骗前科劣迹的；
（四）拨打电话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非真实身份的；
（五）将电话号码使用改号软件进行更改后拨打电话的；（六）现场查扣到伪基站、改号软件等诈骗设备或工具，或查扣到超过正常数量的非本人名下通讯工具、手机卡或资金支付结算账户，银行卡的；
（七）在行为人实际控制的车辆、住所或随身查获正在发送诈骗信息的伪基站、猫池、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
（八）仅从事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或发布虚假广告等行为而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者不等值报酬的；
（九）行为人知晓所在公司因诈骗客户被处罚或有同类从业者因诈骗被刑罚而导致公司更名后继续经营相同业务，仍在该公司工作的；
（十）从事诈骗营销推广、销售或善后业务，入职工作时间在二个月以上的；
（十一）多次参加交流诈骗经营模式、引诱增加被骗客户、赃款赃物洗钱、处理投诉、善后安抚被害人的业务会议、培训的；
（十二）公安机关抓捕时试图毁坏电脑、U盘等存储介质，或试图进行格式化等删除操作，在存储介质中提取到话术剧本、交易信息、资金往来、客户信息、财务报表等电子数据的；
（十三）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行为是诈骗的情形。
第六条 证明诈骗团伙的普通成员主观明知是诈骗行为的，应当结合书证（包括但不限于业绩单、话术剧本，培训记录、座谈会记录、工作日记）、电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短信记录、网络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同案犯的指认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综合认定。
证明诈骗团伙成员是“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的，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施者之间的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第七条 证明诈骗团伙成员主观明知从事诈骗行为的时间点，要遵循严格的证明标准，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主观明知从事诈骗行为的时间，且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或多次确认过主观明知从事诈骗行为的时间点，后来翻供否认，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应当采信其原有能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供述，或其多次确认的供述。
第八条 证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要证据有:
（一）物证及照片，包括电脑、服务器、伪基站设备、改号软件设备、手机、座机等实物及照片
（二）书证；主要有:
1.证明诈骗团伙发起成立的书证，如公司注册登记材料、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合伙协议、股东名册等；
2.证明诈骑行为实施的书证，如诈骗话术剧本、招募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材料，会议记录、虚假广告信息、手机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微信、QQ等聊天记录，以及术语清单、托运单、仓单、货单、邮寄单等
3.证明网络运营的书证，如网站服务器运营协议、租赁协议网络经营许可证、网信部门出具的关于IP地址说明、云服务器分布点的证明材料；
4.证明诈骗赃款资金往来的书证，如银行支付凭证、网络转账记录、账户交易明细、现金收支凭证等；
5.证明诈骗赃款分成的书证，如考勤表、工资表、业绩单等；
（三）报案记录、投诉记录、投案记录、破案报告等能证明案情及相关情况的书面材料；
（四）涉案银行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诈骗设备工具及其他涉案物品的扣押清单；
（五）证人证言，包括侦查人员的证言以及技术专家对电信网络信息等专业性问题所作的情况说明；
（六）被害人陈述；
（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八）辨认笔录、指认笔录及其照片，包括但不限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辨认和犯罪嫌疑人对涉案账户、诈骗设备工具的指认情况；
（九）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录像、现场制图，包括对远程勘验及对人身，物品的检查笔录；
（十）视听资料，包括监控视频，录音、录像光盘等；
（十一）电子数据，包括“木马”程序、“钓鱼软件”、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记录、手机数据、电子签名等；
（十二）其他能证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
第九条 侦查机关应当出具由两名侦查人员署名并加盖侦查机关印章的案件侦破经过说明。
案件侦破经过说明应当详细写明案件来源情况、确定犯罪嫌疑人及侦破案件的方法和过程，以及犯罪嫌疑人到案时间、地点、经过及到案顺序等内容。
对于通过秘密侦查，技术侦查手段侦破的案件，有关秘密侦查、技术侦查材料，侦查机关应当归入保密卷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认为有必要就秘密侦查、技术侦查情况作出说明的，侦查机关应当单独提供书面说明材料。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审查其投案经过以及是否在规定期限内投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情况，特别是愿意积极协助抓获电信网络诈骗主犯的，侦查机关应当积极侦查核实。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讯问，询问的，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中特别程序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办案人员应当加强对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固定、挖掘与审查、判断、运用。
第十三条 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收集、提取和固定证据。经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查或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对有关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
（一）物证、书证
第十四条 提取、扣押物证、书证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持有相关法律文书及侦查人员工作证件。对于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提取、扣押物证的持有人进行查点确认，当场开列扣押物品清单，写明物品的名称、编号规格、数量、特征及来源，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以拍照、录像固定。
第十五条 对有条件提取的原始储存介质，应当进行扣押并封存，确保在不解除原始封存状态下，无法对储存介质内的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修改
第十六条 侦查机关调取银行交易记录、支付转账记录、通话通信记录，一般应当加盖书证出具单位印章；从公安机关入驻的反诈中心内银行调取的交易记录，加盖反诈中心印章或银行专用业务印章的可以作为书证使用；从银行调取的电子数据，可以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回执上注明文件大小、文件名称、最后修改时间等信息。对于涉案的银行卡、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结算工具内的资金，应当及时查询、冻结、止付。
第十七条 侦查机关提取通话记录，应当有通讯双方号码主叫被叫、通话时长，通话时间等信息；提取转账交易记录，应当有交易双方账号、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信息；提取网络聊天记录，应当有聊天者虚拟身份、时间以及传输文件等信息。
第十八条 重视物证、书证在定罪体系中的证明作用，特别注重运用经营账本、财务报表、业绩表单、银行记录、书面合同、话术资料、会议记录、通讯记录等书证来证明犯罪。注重审查用于记录犯罪数额、分赃数额的账本、业绩表等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转账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相印证
（二）勘验、检查、搜查、辨认笔录
第十九条 侦查机关在诈骗活动场所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应当注重保护现场证据，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制作勘验、检查笔录时，有条件的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侦查机关对犯罪所用的服务器进行网络远程勘验、检查时，有条件的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第二十条 现场提取的物证、书证应当在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中有反映并附有扣押物品清单、照片；从犯罪嫌疑人随身、住处或其供述、指认的场所发现并提取的物证、书证以及从第三人处提取的物证、书证均应当附有人身检查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并附扣押物品清单、照片。
扣押物品清单应当详细记录被扣押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特征及来源等，并由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 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物品、处所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时，应持搜查证。在搜查中应全面、细致，及时提取、扣押可疑的物证、书证，并制作搜查笔录，由侦查人员、被搜查人员或其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应及时发还。
（三）电子数据
第二十二条 收集、提取、保存电子数据，应当由两名以上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侦查人员依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提取，并制作提取笔录、清单。提取笔录、清单应当注明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文件格式，并由侦查人员、数据持有人签名或盖章。数据持有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并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第二十三条 对原始存储介质进行电子数据检查时，应当对原始存储介质拆封过程进行录像，并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同时计算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第二十四条 应当及时对被扣押的手机、电脑及其他技术设备等存储介质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电子数据，包括短信、图片、微信、QQ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支付宝、财付通、网银等交易记录网站页面、IP地址、MAC地址、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电子账册等数据。对案件定罪量刑起关键作用的录音包等录音内容，应当转化为一定的媒介储存在案。
第二十五条 原始存储介质不便提取、扣押、封存的，应及时提取原始存储介质内的涉案电子数据，并注明原始存储介质存放地点、不能提取、扣押的原因。
对于原始存储介质位于境外或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上的涉案电子数据，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应当注明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情况以及电子数据来源的真实性。
通过数据恢复，破解等技术方式获取被存储介质内被删除、隐藏或者加密的电子数据，应当对恢复、破解过程和方法作出说明。
案件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封存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第二十六条 在无法封存、无法备份或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等可能导致电子数据被增加、删除、修改的情况下，一般应当对存储介质进行扣押、电子数据进行提取以及电子设备、电子数据进行指认等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但犯罪嫌疑人正在销毁电子数据或犯罪用电脑装有还原精灵、启动U盘等情况，侦查员来不及录音录像，或者来不及等到专业人员到场进行现场勘查，搜集到的电子数据，应出具证据来源说明。
第二十七条 向电商平台等数据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时，应当向数据提供者详细说明需要调取的电子数据的起始时间、格式种类等限定条件。电子数据涉及云服务器的，应调取云服务器分布点的相关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的辅助下对电子数据进行筛查或统计，增强庭审环节示证、质证的针对性。
专业技术人员辅助对电子数据进行筛查或统计的，应当说明筛查的原理，并将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职称、专业背景、联系方式等情况附卷。
对电子数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公安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第二十九条 对同一事项存在多份鉴定意见、检验报告，且鉴定意见、检验报告之间内容差异较大的；对鉴定意见或检验报告中检材的可鉴定条件、鉴定依据、论证分析过程有较大争议的；对鉴定或检验过程的合法性有异议的；控辩双方认为有必要申请鉴定人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审判机关应当通知鉴定人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条 鉴定人或有专门知识的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审判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延期审理。经审判机关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有专门知识的人当庭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鉴定人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鉴定意见；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无法确定鉴定意见可靠性的，有关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十一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查电子数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条规定的方式审查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第三十二条 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程序存在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经审查确认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不能确定电子数据真实性，或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无法确定真伪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被害人陈述
第三十三条 询问被害人，应当记录以下信息：
（一）被害人身份。包括自然身份信息和网络虚拟身份信息重点查明是否为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或者重病患者的亲属；
（二）报案的情况。未报案的，询问未报案的原因；报过案的，应当调取之前的报案记录，也可重新制作报案笔录并注明之前报案情况；
（三）被骗的经过。包括被害人被骗的始末、交流沟通、心理变化及遭受损失的经过、涉及网络通讯工具、网页网址信息支付结算工具以及是否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后果等情况。有条件的，应当让被害人操作演示被骗经过并进行拍照或录像固定；由侦查人员操作被骗流程的，应当将流程经过交被害人核实。
被害人为外国籍的，应审查被害人身份信息、笔录内容的原件及翻译件、翻译人员信息等是否完备。
第三十四条 被害人数量在百人以内的，应当对所有被害人进行调查核实，并制作笔录。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联系上被害人，或被害人拒绝作证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十五条 被害人数量超过百人，且书证、电子证据等证据充足，已能查明各犯罪嫌疑人的诈骗行为、诈骗数额等犯罪事实，对被害人进行抽样取证不影响对各犯罪嫌疑人具体行为及诈骗数额的认定的，可以进行抽样取证。但因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不充足，只能依靠被害人陈述来认定诈骗金额的案件除外。
对于只能依靠被害人陈述认定诈骗金额的案件，应当根据网上投诉记录、聊天记录、交易记录、财务记录等信息尽可能寻找并联系被害人进行调查取证。
第三十六条 对被害人进行抽样取证，应该重点选取被骗资金量大、空间距离相对较近、被害特殊群体、已经报案或涉案方法有代表性的被害人作为证据样本。
侦查机关应当对被害人数量抽样情况进行详细论证和说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查认为抽样情况不具有科学性、代表性或全面性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补充取证，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侦查机关应当补充取证。
第三十七条 制作被害人陈述，侦查机关可以设置和使用询问模板，但制作抽样取证的被害人陈述除外。
被害人不愿配合侦查机关制作询问笔录的，可要求被害人以自书材料的形式提供陈述。侦查人员应当将自书材料的格式告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被害人应当在自书材料上逐页签字、捺印。
侦查机关收到被害人自书材料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并签名。合法的被害人自书材料应当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第三十八条 制作被害人陈述，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地点进行。采用异地协查方式取证的，侦查机关应当向异地公安机关提供被询问人身份情况、询问提纲或询问模板，并附上工作过程说明
第三十九条 远程询问被害人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进行。
第四十条 被害人能提供相关被害证明材料的，侦查人员应当记录并调取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被害人陈述提供证据线索的，侦查机关应当根据线索挖掘、收集、调取、扣押相关涉案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
第四十一条 被相同诈骗模式欺骗的被害人无法提供与被诈骗时相关的网站、链接等证明材料的，在其有详细被骗陈述之后可将同案已经报案的其他被害人陈述的上述证明材料交由该被害人阅看、确认、核实。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
第四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非出于指认犯罪现场、追缴赃款物等办案需要，不得将犯罪嫌疑人提押出所。
第四十三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完整地讯问并记录以下信息:
（一）犯罪嫌疑人姓名、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户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二）犯罪嫌疑人持有使用的QQ、微信、陌陌、财付通、支付宝、微博等社交软件工具的账号、昵称、密码等虚拟身份信息；
（三）犯罪嫌疑人前科、家庭成员、犯罪时的住址、工作单位，有无信息技术知识背景，是否属于专业人员网络犯罪等情况；
（四）犯罪嫌疑人在网络活动中使用过的作案工具，包括电脑、手机等硬件设备；利用第三方网络平合或通过第三方服务器自行建立的网络平台；网络社交软件工具QQ，微信微博、陌陌、阿里旺旺、Twitter Facebook、直播平台等；网络快捷支付工具支付宝、财付通、ApplePay、网银账户等；
（五）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犯罪的经过、主观明知的起始时间、获取、占有财物的方式、资金流向、收入提成情况等。有条件的，应当让犯罪嫌疑人操作演示作案经过并进行录像或截图保存；由侦查人员操作的，应当将操作经过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确认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应当讯问并记录犯罪嫌疑人与其他同案犯各自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情况、共谋和联络情况、作案方式情况、分工协作情况、分提成情况等。
第四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线索的，侦查机关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时挖掘和提取相关物证作案工具、书证、电子数据等材料。
第四十五条 对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及指认犯罪现场、指认作案工具等侦查活动，侦查机关应当对此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拍照固定。
第四十六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辩解的合法性审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予以调查核实。
（六）技术查措施
第四十七条 对于技术含量高、诈骗手段隐蔽、波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确有必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依法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第四十八条 侦查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当注重监控犯罪与证据收集的同步性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应标注密级独立成卷并随案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应体现技术侦查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执行期限。
第四十九条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听措施的，将监听录音作为技术侦查证据材料使用的，侦查机关应当选取能够证明犯罪过程重要环节，核心事实，关键内容的监听录音，转换成书面材料，并标注重要内容的起止时间，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印章，与同步录音光盘一并移送供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查、判断。
第五十条 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根据。需要对技术侦查证据材料进行鉴定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指派或者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
第五十一条 对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当庭质证的，除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外，其他诉讼参与人需要参加的应当签署保密承诺书，明确泄露技术侦查证据内容的法律责任经审判机关许可并通知，辩护律师、被告人参加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庭外核实的，也应签署保密承诺书，并另行向审判机关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第五十二条 其他涉及技术侦查具体内容的，按照《关于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材料使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8］45号）执行。
三、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指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按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
联合印发《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浙高法[2020]44号
一、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问题
1. 问：如何理解掌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
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通讯、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向社会公众发布虚假信息或设置骗局，主要通过远程控制，非接触性地诱使被害人交付财物的犯罪行为。
2. 问：该类犯罪一般具有哪些特征?
答：除符合诈骗罪的特征以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般应同时具有技术性、非接触性、远程性的特征。其中，技术性是指该类犯罪主要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信息交互工具的技术手段。利用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等方式实施诈骗，一般不认为具有技术性；非接触性是指该类犯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无需面对面接触。实施“线上拉拢，线下骗取”行为的案件属于接触性犯罪，一般不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远程性是指该类犯罪中行为人主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 手段进行远程联系。
二、关于管辖权与分案处理
3. 问：如果多个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管辖权，由何地公安机关管辖较为合适?
答：由最初受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立案侦查。
4. 问：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是否可并案处理?
答：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公安机关可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不另行指定管辖。对并案侦查等可能存在管辖权争议的案件，按照指定管辖途径办理。
5. 问：对于人数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如何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准确定罪量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答：为便于查清犯罪事实，准确定罪量刑，提高办案质效，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对人数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拆分。对于已经指定管辖，或者根据本解答管辖权规定不需另行指定管辖的，案件拆分后不再另行指定管辖。
案件拆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处理。可视情分成团伙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以及其他参加者，也可按团队或者小组垂直关系等进行拆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首要分子及同案审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积极参加者，需要移送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及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般应对主案人数有所限制。对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轻罪名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不跟随主案移送。
三、与关联犯罪的区分
6. 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经常利用“伪基站”群发短信，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还是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答：如果行为人通过“伪基站”群发的短信内容不属于诱骗他人处分财产的，一般不以诈骗罪定性。如果该行为，按照相关司法解释，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属于通讯线路“截断”，应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如果仅造成短暂的手机通讯停滞中断，应认定为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如果行为人通过“伪基站”群发的短信内容虚假，属于诱骗他人处分财产的，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同时符合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或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构成要件的，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7. 问：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窃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
答：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行为人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窃取或骗取他人信用卡资料后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应按照前述电信网络诈骗的“特征”有关规定，严格认定是否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信用卡诈骗的本质在于非持卡人以持卡人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实施诈骗财物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使用木马程序病毒等方式窃取他人信用卡密码并登陆信用卡获取他人卡内数额较大的资金，可认定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未使用木马程序病毒等方式窃取信用卡密码，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知信用卡密码，冒用他人信用卡窃取数额较大的资金，可认定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8. 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应当认定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还是诈骗罪(未遂)?
答：行为人如果在信息网络上发布信息系为犯罪活动创造条件，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认定。如果该行为同时符合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或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构成要件的，择一重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如果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诈骗信息，且达 5000 条以上，未骗取财物的，可认定为诈骗罪未遂；发布的信息在 5000 条以下，情节严重的，可认定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四、关于主观故意的认定
9. 问：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和认定电信网络诈骗实行犯主观的“明知”？
答：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认定，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客观表现，结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诈骗脚本、诈骗信息内容、账册、分赃记录及手机短信、微信、QQ、skype 等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进行审查判断。
10. 问：对于提供帮助的犯罪分子，一般如何审查其主观是否具有“明知”?
答：应重点审查其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共谋，或者虽无共谋但是否系明知他人实施犯罪等内容。对于帮助者明知的内容和程度，一般只要有证据能够印证其认识到对方可能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可，并不要求其认识到对方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除前一款提到的证据外，还要综合考虑其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实行犯的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以及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情况。
11. 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转账、套现、取现的，如果事前通谋的，应以共同犯罪论处。司法实务中如何认定“事先通谋”?
答：取款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之间形成较长时间稳定的“销售”配合模式，可以认定为“事先通谋”。当取款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呈现交替重叠、循环往复的状态时，即应认定其具备了“对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明知”。
五、关于证据收集与犯罪事实认定
12. 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涉案人数众多，涉及面广，证据收集难度大，司法实务中如何更好地固定和收集证据?
答：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使用的电脑、手机等工具，公安机关应及时扣押并进行数据分析，固定相关证据。对于被害人人数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采取远程取证等方式取证。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等客观性证据，在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数额等犯罪事实。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联系上被害人，或被害人拒绝作证的，应当记录在案。
13. 问：对于被害人人数特别多的案件，如何有效地进行取证？是否可以采用抽样取证的方法?
答：如被害人人数在一百人以上，可对被害人陈述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公安机关应该重点选取被骗资金量大、空间距离相对较近、被害对象特殊、涉案方法有代表性的被害人作为证据样本，并对抽样情况进行详细论证和说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抽样情况不具有科学性、代表性或全面性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取证，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公安机关应当补充取证。取证的证据应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六、犯罪数额的认定
14. 问：在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或团伙中，不同层级的人员如何把握和认定犯罪数额?
答：(1)诈骗集团或团伙的首要分子，以诈骗集团或团伙所犯罪行的全部数额认定;诈骗集团或团伙其他主犯，以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数额认定。
(2)普通业务组长，以其参与期间主管的小组成员诈骗数额总额认定，量刑时参考具体犯罪时间和作用。
(3)普通业务员，原则上认定为从犯并以个人参与的诈骗数额作为量刑依据，同时参考其具体犯罪时间和收入。
(4)被认定为从犯的行政等人员，按照其参与犯罪期间的数额认定，量刑时还应考虑得赃情况。
七、涉案财物的处置
15. 问：司法机关如何认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赃物赃款？赃物赃款应如何处置?处置时应注意哪些原则?
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财物包括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犯罪分子用于犯罪的工具和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等。如果系赃物，以溯源返还为原则；如果系赃款，以统一分配为原则。涉案专门账户内无法说明合理来源的资金，应结合账户是否仅为被告人所控制和使用、涉案账户内资金流水是否发生于电信网络诈骗时间段、被告人是否有其他正当商业行为等综合认定。如确有证据证实涉案账户系被告人合法收入的，应予剔除。第三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16. 问：侦查机关在查扣涉案资金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异地进行资金冻结、划转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积极协作配合。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时，应将相关款项随案移送。公安机关移交银行卡时，一般应同时说明账户信息、卡内余额等。
为查明案件事实、避免遗漏被害人、推进案款退赔，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应一并要求被害人提供返还资金申请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银行账号等必要资料信息，并结合电子数据等证据核对被害人的身份及损失金额，制作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住址、损失金额等信息的清单，附卷随案移送。对确实无法查明身份的人员，可予单列。被害人或资金来源明确的案件，人民法院以节约当事人领款成本为原则，在审查核实被害人身份后，可根据返还资金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号等必要资料，依法予以发还。
17. 问：在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主犯和从犯是否具有相同的退赔义务?一般应如何掌握?
答：主犯原则上具有共同的退赔义务。首要分子按照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全部数额进行退赃和退赔，其他主犯按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数额进行退赃和退赔。从犯一般按实际违法所得进行退赃和退赔。被告人主动退赔或其亲友代为退赔的数额超过实际违法所得的，可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宽处罚。
18. 问：司法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对未报案被害人的权益有无保护措施?
答：司法机关可根据被告人供述、银行交易明细以及相关人员电子数据等证据，认定未报案被害人的被骗事实、被骗金额和具体身份。未报案被害人可与其他已报案的被害人享有平等的返还资金的权利。
未报案或案件判决后报案，根据被告人供述、银行交易明细及相关电子数据等能够认定被害人被骗事实及被骗数额，可在案件判决后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分配查扣的赃款。人民法院依法审核，确认该被害人系交付被骗款项的当事人身份后，可参与分配。
人民法院判决未将未报案的被害人被骗的犯罪事实和被骗金额认定在内的，如案件尚在执行期间，报案数额不影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核确认报案人是否可参与分配；如已执行终结，依法另行处理。
19. 问：如果被告人退赃数额或查扣钱款超过已查明的被害人被骗钱款总额的，如何处理?
答：该情形下，超过的数额不应冲抵被告人应缴的财产刑。人民法院可与财政等部门协调，设立单独账户接受此类资金留待本案其他被害人报案后，依据公安机关调查查明的事实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专门账户内资金的发还。
八、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20. 问：在我省司法实践中，如何体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严惩处?
答：在司法实践中，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或团伙中股东、团伙核心成员，以及整个团伙中起到组织、管理职责的主管人员等，应当认定为主犯，依法从严惩处，原则上不得减轻处罚，并加大财产刑的惩罚力度。对诈骗工具研发者、诈骗话术编写者、诈骗模式培训者、诈骗业务骨干应结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认定，一般不宜认定为从犯。
21. 问：我省在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对于一些参与时间短、参与程度不高的犯罪分子如何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从宽的一面?
答：对于虽明知本人实施的行为是诈骗行为，但系在校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或入职时间不足两个月，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应依法从宽处理。
具有上款规定的情形之一，且主动认罪悔罪，退清所得赃款或者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同案犯的，可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作不起诉处理；已经移送审判的，人民法院可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行为的人员，如领取未明显高于正常固定薪资，情节轻微的，可比照前一款规定依法从宽处理。
22. 问：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犯罪地位明显较低、作用明显较小，仅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一些人员是否可以不作犯罪论处?
答：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层级较低的人员，直接获利(包括工资、奖金、提成等)金额较小且能积极清退的，可不作犯罪论处；主观上不确切明知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员不作犯罪论处。
山东省公安机关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处置工作规范（试行）
（2019年03月20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提升全省公安机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打击效能，进一步规范案件处置工作流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建设规范（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山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处置工作由各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以下称：反诈骗中心）牵头组织实施，按照“打防结合、以防为先、以打促防”工作思路，充分利用公安机关和电信企业、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等资源手段，开展预警劝阻、接警处置、初侦初查、案件侦办等工作，确保实现全省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明显上升、破案数明显上升、发案数明显下降、人民群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两升两降”任务目标。
第三条 本规范中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主要是指违法嫌疑人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实施的非接触型诈骗案件。
第二章 预警劝阻
第四条 省反诈骗中心负责全省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统筹、协调、指导等工作，通过各类预警系统，及时发现省内疑似诈骗信息，通过“山东公安反电信网络诈骗专业应用系统”（以下简称：反诈系统）推送至市反诈骗中心。
第五条 市反诈骗中心承担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工作职责。对省反诈骗中心推送或自主研判发现的各类疑似电信网络诈骗预警信息，市反诈骗中心应当及时对疑似被诈骗群众进行短信提醒、电话劝阻。对于存在以下情况的，市反诈骗中心应当采取电话联系其亲友、对其手机号码保护性停机、通报县级公安机关派警劝阻等多种方式，有效防止群众上当受骗。
（一）打电话无法联系到疑似被诈骗群众。
（二）疑似诈骗通话次数多、时间长。
（三）疑似深度被骗，不相信民警劝阻提醒。
（四）其他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
第六条 县（市、区）反诈骗中心（专业队）、派出所承担出警劝阻疑似被诈骗群众工作职责。对市反诈骗中心下发的预警劝阻指令，处置单位应当及时安排警力查找疑似被诈骗群众，开展识骗劝阻、防骗宣传工作，并将劝阻情况反馈市反诈骗中心。
第七条 市反诈骗中心通过预警劝阻工作确认通信号码、网址等涉嫌诈骗的，应当通过“反诈系统”向省反诈骗中心提报拦截、关停等处置请求，由省反诈骗中心协调省通信管理局、电信企业或外省反诈骗中心进行处置。
第三章 接警处置
第八条 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接警处置工作应当坚持“快速接报、快速止付、快速处置”的原则，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第九条 市反诈骗中心和县（市、区）公安机关具体承担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接警处置工作。
当事人拨打110报警的，110接警台应当立即启动与报警人、市反诈骗中心的“三方通话”，由110接警人员简要询问相关情况，录入“110接处警平台”并派警。市反诈骗中心接警员详细询问报警人警情信息，录入“反诈系统”，同时开展紧急止付和通信处置工作。对当事人报警时未能及时提供嫌疑人资金账户、通信号码等信息的，受理单位查明后，应当及时报市反诈骗中心。
当事人通过其他方式报警的，接警单位应当及时受理案件，手工录入“110接处警平台”同时报市反诈骗中心，市反诈骗中心将警情信息录入“反诈系统”，并开展紧急止付和通信处置工作。
具备三方通话条件的县（市、区）反诈骗中心可以参照市反诈骗中心职责开展接警处置工作。
第十条 市反诈骗中心接警时应当详细询问当事人基本信息、被骗过程、涉案账户、涉案通信号码、网址等信息，并录入“反诈系统”，及时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紧急止损和通信处置工作：
（一）通过“反诈系统”对报警人提供的嫌疑人银行卡紧急锁卡。
（二）通过“公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对所有涉案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等开展紧急止付。
（三）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对涉案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等开展紧急止付。
（四）通过“反诈系统”将涉案电话号码、网址等层报省反诈骗中心进行拦截、关停等。
第四章 初侦初查
第十一条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初侦初查是指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侦查人员依托相关信息系统，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案件有关的资金流、信息流等进行数据核查和证据固定的侦查活动。
第十二条 县（市、区）反诈骗中心（专业队）、派出所承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初侦初查工作职责，原则上对所有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按刑事案件受理并开展初侦初查工作。
第十三条 市反诈骗中心负责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初侦初查工作的组织、指导、监督、协调，协助开展涉案账户资金流和涉案信息流查询研判等工作。
第十四条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初侦初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制作询问笔录
受案单位应当及时向受害人、报警人、证人等有关人员全面、详细询问情况，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重点记录以下内容：
1.受害人基本情况。
2.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嫌疑人人数、自称身份、联系方式以及在作案过程中留下的能够反映其身份的相关信息等。
3.被骗详细经过。应重点查明：
（1）受害人、嫌疑人的银行账号，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账号信息，被骗资金汇款（转账）方式、时间、地点、次数、金额等。
（2）受害人、嫌疑人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通话时长，受害人、嫌疑人的QQ、微信等通信工具号码。
（3）涉案短信、网址、网页截图等。
（二）资金流查询
1.查明所有涉案嫌疑账户基本信息（完整账号、开户人身份信息、电子银行、所属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预留手机号等）及资金流转情况等信息；出现跨行交易、商户消费等情况，应当调取银联、第三方支付机构相关数据，查明取款地或消费商户位置。
2.通过网银转账的，应当查明登陆的IP地址、MAC地址；通过银行转账至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应当通过银行查明交易电子订单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提现至银行卡的，应当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查明出入金交易明细。
3.使用手机银行APP的，有条件的应当查明使用时的经纬度、LBS、登录时的物理位置信息（网络端口、基站）。
4.通过综合分析涉案资金账户信息，查清涉案资金账户的时空轨迹，对在本地开户或取现的及时调取相关视频资料，开展侦查工作。
（三）信息流查询
1.查明涉案电话号码的基础信息（机主信息、通话详单，包括IMSI号、小区号、关联的手机号等）。
2.对涉案的QQ、微信和电子邮箱等网络账号，应当查明账户的注册信息、绑定信息、登录信息、关系人信息等。
3.对涉案的网页、木马病毒等信息，应当查明挂载网页、木马病毒的服务器IP地址归属地；对于归属地在境内，涉及租用服务器的，应当查明该服务器落地具体信息，有条件的查明登录和管理该网址的IP地址与落地信息、租用该服务器的单位或者个人信息、租用费用支付方式等信息。
第十五条 初侦初查工作中，应当充分运用“公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反诈系统”等围绕涉案账户、通讯方式、虚拟信息、犯罪手段和方式等因素开展案件串并工作。
第十六条 经初侦初查，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的，应当立案侦查。
第十七条 需要冻结涉案账户的，案件主办单位应当及时通过“公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或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冻结。对已紧急止付的涉案账户，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冻结。
第十八条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初侦初查过程中的查证信息应当及时录入“反诈系统”。
第五章 案件侦办
第十九条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经营工作，由刑侦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初侦初查的基础上，对案件的资金流、信息流、嫌疑人、灰色产业链等线索深入开展信息查询、专业研判、证据调取等工作，并将相关结果及时录入“反诈系统”。经侦、技侦、网安、情报等部门提供信息技术支撑，开展合成作战。
第二十条 省反诈骗中心负责全省重大案件、高发类案的研判工作，牵头指挥跨境和重大、疑难、复杂的跨省案件侦查打击工作；市反诈骗中心承担破案工作职责，对本市案件开展研判，组织跨省、跨市重大案件的侦查打击工作；县（市、区）反诈骗中心（专业队）承担办案工作职责，具体开展研判、侦查、抓捕、移诉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省、市两级公安机关对重大、系列、团伙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制度，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和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案件分别由省厅、市局挂牌督办。督办单位应当提供专家、技术、经费等方面的支持。案发地公安机关应当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侦查工作。
第二十二条 跨省抓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前，办案单位应当将办案时间、地点、案件等相关信息通过“反诈系统”上报省反诈骗中心审核备案。抓捕工作结束后，办案单位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简要工作情况录入“反诈系统”。
第二十三条 外省公安机关来鲁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需抓捕个别犯罪嫌疑人的，由协作地公安机关按规定办理。
犯罪窝点地位于省内的，协作地公安机关应当将简要案情和协作事项层报省反诈骗中心同意后再开展协作。
对协助抓获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协作地公安机关负责将抓获人员信息录入“公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
第二十四条 对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原则上采取统一集中抓捕。抓捕前，应当制定严密的工作方案，明确组织领导、警力配备和行动目标等事项，选好统一收网时机。抓捕时应当服从指挥、确保安全，同时按照取证指引的要求，对抓捕现场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进行勘验和采集，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第二十五条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后，办案单位应当全面梳理案件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物品流等信息，录入“反诈系统”。同时，通过“山东省刑侦信息专业应用系统”或省厅发布协查信息，串并全国案件。应当全面收集、汇总、整理全案的证据材料，形成证据链条，确保办案质量。
第二十六条 对外地公安机关带破本地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地公安机关应当配合主侦地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将本地所涉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移交主侦地公安机关。需要补充查证的，应当收集、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后及时反馈。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切实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反诈骗中心和反诈骗体系建设，加大人财物投入，研究制定配套的措施办法，保障处置工作规范顺利实施，确保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提质增效。
第六章 保障奖惩
第二十八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全额保障办案经费。对破获的部、省挂牌督办案件或其他重大案件，视情给予专案经费补助。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加强督导检查，对录入“反诈系统”信息质量不高、预警劝阻处置不力、止付冻结不及时、接警处置和初侦初查拖延推诿、破案打击成效不大的单位通报批评；对多次通报整改效果不明显的，由上级公安机关进行约谈或开展专项督察。
第三十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处置工作纳入各级综治考核和公安机关综合考核。对工作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省反诈骗中心负责解释。
某市关于办理“断卡”刑事案件相关问题的解答
根据国务院、省、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的部署要求，我市积极推进“断卡”行动，大量案件正进入诉讼程序，在法律适用方面出现了一定争议。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统一执法标准。市公检法三家对“断卡”行动案件部分争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明确了相关意见。现针对相关问题解答如下：
问题一:行为人出售、出租以自己真实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或收购他人以真实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并提供给信息网络犯罪分子使用，如何定罪?
答:行为人出售、出租以自己真实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或收购他人以真实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并提供给信息网络犯罪分子使用，情节严重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如能进一步认定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有共谋或其他帮助行为，已经形成共犯关系的，应择一重罪，以诈骗罪共犯处理。对于收购他人以真实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并提供给信息网络犯罪分子使用的行为，不宜以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规制的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窃取、收买发卡代码、持卡人账户、账号、密码等信用卡信息资料，或者是将自己合法持有的上述信用卡信息资料非法提供给他人，被用于伪造出可用于交易的信用卡。若能进一步认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人与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分子有共谋及其他行为，已经形成共犯关系的，应择一重罪，以伪造金融凭证罪、信用卡诈骗罪的共犯处理。
问题二：如何把握“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答: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具有以下情节的，可认定为“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向三个以上的个人(团伙)出租、出售电话卡、信用卡，被帮助的诈骗行为均达到犯罪程度的;或者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达到犯罪程度，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三十万元的:或者利用被出租、出售的电话卡、信用卡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死亡、重伤、精神失常的。
问题三:是否必须证明30万元流水金额全部系电信网络诈骗金额?
答:对于“达到犯罪程度，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30万元”的条文在办案中应当理解为达到3000元电信网络诈骗构罪标准的同时，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达到30万元。原则上，卡内流水金额均推定为犯罪金额。犯罪嫌疑人提出反证的流水金额，经查证属实，应予以扣除。
问题四:出租、出售多张信用卡，单张信用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金额均未达到3000元的构罪标准，但累计达到3000元的，能否认定达到犯罪程度?
答:对于出租、出售多张信用卡，单张信用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金额未达到3000元的构罪标准时，只有证明多张信用卡系被同一个人(团伙)使用，才能累计计算，金额超过3000元的可认定为达到犯罪程度。
问题五:办理“断卡”刑事案件，如何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答:要用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对于“卡头”、“卡商”要坚决打击，对于达到构罪标准的“卡农”，重点严惩在于出租、出售信用卡多张、多次等严重情形，对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大学生、老年人，以及具有主动认罪认罚、积极退赔退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办案中慎用羁揮性强制措施。同时公检法相关部门要完善沟通和信息通报制度，对于情节较为轻微的案件诉讼前要加强沟通，稳妥处置。
问题六:犯罪嫌疑人信用卡卡内流水金额中主要被骗金额受害人在地，本地受害人金额虽达到构罪标准但金额占比偏低的案件如何确定管辖?
答:对于嫌疑人信用卡卡内流水金额中主要被骗金额受害人在地，本地受害人金额虽达到构罪标准但金额占比偏低的案件，为便于后续侦查，由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并至少在移诉前15天报市检察院会商，最终由市中级法院确定案件管辖。但抓获的其他上游层级的“卡商”卡农”能否并案管辖，需要个案考量，与本地具有管辖权的嫌疑人形成共犯关系的可以并案管辖，否则原则上不宜并案管辖。
本《问答》自下发之日起可供参照，如与上级相关规定冲突，按照上级规定执行。
张凯闵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
（检例第67号）
【关键词】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境外证据审查 电子数据 引导取证
【要旨】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涉及大量的境外证据和庞杂的电子数据。对境外获取的证据应着重审查合法性，对电子数据应着重审查客观性。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可认定为犯罪集团。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凯闵，男，1981年11月21日出生，中国台湾地区居民，无业。
林金德等其他被告人、被不起诉人基本情况略。
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间，被告人张凯闵等52人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参加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集团。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各被告人分工合作，其中部分被告人负责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对大陆居民的手机和座机电话进行语音群呼，群呼的主要内容为“有快递未签收，经查询还有护照签证即将过期，将被限制出境管制，身份信息可能遭泄露”等。当被害人按照语音内容操作后，电话会自动接通冒充快递公司客服人员的一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以帮助被害人报案为由，在被害人不挂断电话时，将电话转接至冒充公安局办案人员的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向被害人谎称“因泄露的个人信息被用于犯罪活动，需对被害人资金流向进行调查”，欺骗被害人转账、汇款至指定账户。如果被害人对二线话务员的说法仍有怀疑，二线话务员会将电话转给冒充检察官的三线话务员继续实施诈骗。
至案发，张凯闵等被告人通过上述诈骗手段骗取7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300余万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由于本案被害人均是中国大陆居民，根据属地管辖优先原则，2016年4月，肯尼亚将76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大陆居民32人，台湾地区居民44人）遣返中国大陆。经初步审查，张凯闵等41人与其他被遣返的人分属互不关联的诈骗团伙，公安机关依法分案处理。2016年5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指定管辖本案，并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鉴于肯尼亚在遣返犯罪嫌疑人前已将起获的涉案笔记本电脑、语音网关（指能将语音通信集成到数据网络中实现通信功能的设备）、手机等物证移交我国公安机关，为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检察机关就案件证据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以及涉外电子数据的提取等问题与公安机关沟通，提出提取、恢复涉案的Skype聊天记录、Excel和Word文档、网络电话拨打记录清单等电子数据，并对电子数据进行无污损鉴定的意见。在审查电子数据的过程中，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在恢复的Excel文档中找到多份“返乡订票记录单”以及早期大量的Skype聊天记录。依据此线索，查实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去肯尼亚之前曾在印度尼西亚两度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诈骗，诈骗数额累计达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后，11名曾在印度尼西亚参与张凯闵团伙实施电信诈骗，未赴肯尼亚继续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陆续被缉捕到案。至此，张凯闵案5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二）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期间，在案犯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但对其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和参与犯罪数额各自作出辩解。
经审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张凯闵等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诈骗，但案件证据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意见的鉴定起始基准时间晚于犯罪嫌疑人归案的时间近11个小时，不能确定在此期间电子数据是否被增加、删除、修改。二是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证据调取不完整，无法证实部分被害人系本案犯罪组织所骗。三是台湾地区警方提供的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记录不完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其他证据不尽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各犯罪嫌疑人参加诈骗犯罪组织的具体时间。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6年12月17日、2017年3月7日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提出以下补充侦查意见：一是通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确认抓获犯罪嫌疑人和外方起获物证的具体时间，将此时间作为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对电子数据重新进行无污损鉴定，以确保电子数据的客观性。二是补充调取犯罪嫌疑人使用网络电话与被害人通话的记录、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指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收款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以准确认定本案被害人。三是调取各犯罪嫌疑人护照，由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结合护照，出具完整的出入境记录，补充讯问负责管理护照的犯罪嫌疑人，核实部分犯罪嫌疑人是否中途离开过诈骗窝点，以准确认定各犯罪嫌疑人参加犯罪组织的具体时间。补充侦查期间，检察机关就补侦事项及时与公安机关加强当面沟通，落实补证要求。与此同时，检察人员会同侦查人员共赴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就电子数据提取和无污损鉴定等问题向行业专家咨询，解决了无污损鉴定的具体要求以及提取、固定电子数据的范围、程序等问题。检察机关还对公安机关以《司法鉴定书》记录电子数据勘验过程的做法提出意见，要求将《司法鉴定书》转化为勘验笔录。通过上述工作，全案证据得到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补充侦查卷21册，为案件的审查和提起公诉奠定了坚实基础。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根据肯尼亚警方出具的《调查报告》、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能够确定境外获取的证据来源合法，移交过程真实、连贯、合法。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重新作出的无污损鉴定，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与肯尼亚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并起获涉案设备的时间一致，能够证实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涉案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提取的Skype账户登录信息等电子数据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具有一致性。75名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证据已补充到位，具体表现为：网络电话、Skype聊天记录等与被害人陈述的诈骗电话号码、银行账号等证据相互印证；电子数据中的聊天时间、通话时间与银行交易记录中的转账时间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的被骗经过与被告人供述的诈骗方式相互印证。本案的75名被害人被骗的证据均满足上述印证关系。
（三）出庭指控犯罪
2017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根据犯罪情节，对该诈骗犯罪集团中的52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同处理决定。对张凯闵等50人以诈骗罪分两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另2名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7月18日、7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庭审中，50名被告人对指控的罪名均未提出异议，部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要提出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一是认定犯罪集团缺乏法律依据，应以被告人实际参与诈骗成功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二是被告人系犯罪组织雇佣的话务员，在本案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三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金额证据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被害人是被告人所骗。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
一是该犯罪组织以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目的而组建，首要分子虽然没有到案，但在案证据充分证明该犯罪组织在首要分子的领导指挥下，有固定人员负责窝点的组建管理、人员的召集培训，分工担任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该诈骗犯罪组织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二是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二线、三线话务员不仅实施了冒充警察、检察官接听拨打电话的行为，还在犯罪集团中承担了组织管理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对从事一线接听拨打诈骗电话的被告人，已作区别对待。该犯罪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先后设立3个窝点，参加过2个以上窝点犯罪的一线人员属于积极参加犯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仅参加其中一个窝点犯罪的一线人员，参与时间相对较短，实际获利较少，可认定为从犯。
三是本案认定诈骗犯罪集团与被害人之间关联性的证据主要有：犯罪集团使用网络电话与被害人电话联系的通话记录；犯罪集团的Skype聊天记录中提到了被害人姓名、公民身份号码等个人信息；被害人向被告人指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记录。起诉书认定的75名被害人至少包含上述一种关联方式，实施诈骗与被骗的证据能够形成印证关系，足以认定75名被害人被本案诈骗犯罪组织所骗。
（四）处理结果
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凯闵等50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参加诈骗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分工合作，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诈骗被害人钱财，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28人系主犯，22人系从犯。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对张凯闵等50人判处十五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张凯闵等部分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8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对境外实施犯罪的证据应着重审查合法性
对在境外获取的实施犯罪的证据，一是要审查是否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对基于有关条约、司法互助协定、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或通过国际组织委托调取的证据，应注意审查相关办理程序、手续是否完备，取证程序和条件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对不具有规定规范的，一般应当要求提供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由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三是对委托取得的境外证据，移交过程中应注意审查过程是否连续、手续是否齐全、交接物品是否完整、双方的交接清单记载的物品信息是否一致、交接清单与交接物品是否一一对应。四是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要审查其是否按照条约等相关规定办理了公证和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二）对电子数据应重点审查客观性
一要审查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真实性。通过审查存储介质的扣押、移交等法律手续及清单，核实电子数据存储介质在收集、保管、鉴定、检查等环节中是否保持原始性和同一性。二要审查电子数据本身是否客观、真实、完整。通过审查电子数据的来源和收集过程，核实电子数据是否从原始存储介质中提取，收集的程序和方法是否符合法律和相关技术规范。对从境外起获的存储介质中提取、恢复的电子数据应当进行无污损鉴定，将起获设备的时间作为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真实、完整。三要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审查在案言词证据能否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不同的电子数据间能否相互印证等，核实电子数据包含的案件信息能否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三）紧紧围绕电话卡和银行卡审查认定案件事实
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认定被害人数量及诈骗资金数额的相关证据，应当紧紧围绕电话卡和银行卡等证据的关联性来认定犯罪事实。一是通过电话卡建立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通过审查诈骗犯罪组织使用的网络电话拨打记录清单、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号码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通话记录详单等通讯类证据，认定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二是通过银行卡建立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通过审查被害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客户通知书、诈骗犯罪集团指定银行账户信息等书证以及诈骗犯罪组织使用的互联网软件聊天记录，核实聊天记录中是否出现被害人的转账账户，以确定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三是将电话卡和银行卡结合起来认定被害人及诈骗数额。审查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的时间、向诈骗犯罪组织指定账户转款的时间，诈骗犯罪组织手机或电脑中储存的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和转账时间是否印证。相互关联印证的，可以认定为案件被害人，被害人实际转账的金额可以认定为诈骗数额。
（四）有明显首要分子，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都涉案人员众多、组织严密、层级分明、各环节分工明确。对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规定，有明确首要分子，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虽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依法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对出资筹建诈骗窝点、掌控诈骗所得资金、制定犯罪计划等起组织、指挥管理作用的，依法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负责协助首要分子组建窝点、招募培训人员等起积极作用的，或加入时间较长，通过接听拨打电话对受害人进行诱骗，次数较多、诈骗金额较大的，依法可以认定为主犯，按照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诈骗次数较少、诈骗金额较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依法可以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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