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检察官比较和善，我当面探讨：对案件事实无异议，与你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如果我做无罪辩护或应进一步降低量刑的辩护，你什么意见？检察官略做思考后回应：没有禁止性规定，可以呀，我没意见。在后来的法院审判阶段，在我提出认罪认罚意见之外的观点后，检察官也只是正常反驳，没有对认罪认罚具结书本身提出不同意见。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问题在哪里，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视域内，量刑建议不再是检察机关基于控方立场提出的一项量刑主张，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检察机关协商之后的有效成果，成为牵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

一位前刑事法官眼里的“认罪认罚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制度，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严而不厉”的定罪量刑思路及探索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更有效地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同时，这项制度才刚刚诞生，产生问题和摩擦都是正常现象，也符合新生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在总则中，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条文表述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包含三个要件：一是认罪要件，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二是认罚要件，即愿意接受处罚；三是后果要件，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包含实体条件、程序条件与心证条件3个要素。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实体条件与心证条件不得予以缩减或降低，但对于程序条件可以做出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不同的要求，从而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的隐性降低。但此种做法的正当性应以强化被追诉人审前权利保障为前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和辩护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了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乾纲独断型向检察机关与当事人、辩护律师协商分享型的转变，但这一诉讼模式转型并不影响法院的中立判断地位，其改变的只是国家公诉权的减让，不是国家审判权的前移，故并未改变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量刑罚的职责，也未改变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当事人庭审过程中反悔而拒绝认罪认罚，或对其中部分指控情节坚持异议的，此时无论是否得到法庭采纳，被告人庭前出具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将被公诉人撤回，此时的辩护人即应以当事人的异议为准则为自己的当事人展开无罪或罪轻辩护，此时，没有庭前精心的准备是无法达到辩护目的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实体从宽、程序从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从宽。这里的实体从宽与刑法中自首、坦白从宽之间有何区别、有何联系、如何量刑，这些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亟待澄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涉未成年人案中的适用本文拟从涉未成年人轻罪重罪划分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分析入手，着重探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涉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适用路径和操作规范，以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在涉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发挥更大功效。

坦白情节是认罪认罚程序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作为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实体和程序的变革和完善，更是一场刑事司法理念的变革。该制度通过程序选择、量刑激励等基本构架改变了传统的对抗式司法模式，进而以合作性司法模式提升了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以及司法效率，同时也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充分的时间保障。但其毕竟是一项新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理论和适用等方面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