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体系下《合同法》第51条的存废在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二审稿）第387条的基础上，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保留《合同法》第51条，将其中的“处分”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可以避免上述弊端并保持司法实践的连贯性。基于民法体系的协调性要求，应将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由债权形式主义改为“折衷主义”;把保留的《合同法》第51條的内容规定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

法官应当对司法解释保持足够的尊重，但不应完全依赖和迷信司法解释法律规定不适当或错误只是个别现象，而且，随着立法技术的提高，这种现象会不断改善。但是，司法解释不适当乃至错误，恐怕是司法机关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远没有立法那么严格，有的司法解释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迫切问题而仓促出台的“急就章”；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具体，不像概括的法律条文那样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其适用条件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拒绝交易？引民事诉讼中，法院强制执行是指通过公权力的行使迫使义务人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以使权利人的权利从期待变为现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年修正）第16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本文就民事诉讼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启动条件整理了相关裁判规则、观点、法律法规，供读者参考。

股权让与担保限制论在股权让与担保领域，有学者通过统计司法案例探索归纳人民法院的裁判思维；有法官从司法案例出发探讨股权让与担保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处理；还有学者从解释论的视角去梳理股权让与担保的规则，以希望“司法实践亟需统一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规则，以在裁判中定纷止争”。

为配合公司登记制度改革，2013年国务院主导了相关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一是推行全面认缴制，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取消注册资本实缴制，既不要求首付比例，亦不限制认缴时限；二是全面取消法定最低资本额限制，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均无设立门槛限制。上市公司与特殊行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额由特别法另行规定；三是简化登记事项，无需验资报告；四是不再要求股东货币出资比例。

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基本路径，包括量刑程序、撤回起诉程序以及未来可能构建的企业缓刑制度。在量刑程序中，法院对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成效进行审查、确认；撤回起诉程序为审判阶段的企业合规需求提供了实现途径，但是不同改革思路中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方式和作用不同；未来可能建立的企业缓刑制度，能够为法院主导企业合规提供制度保障。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三种不同路径，会有各自的特点与优劣，也会面临不同的课题。

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程序正义原则，对同一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一律采取先民后刑的新思维，对互有牵连、但并不相同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裁判思维。

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物权，尊重股权转让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刑法落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保护的原则，对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实行同罪同罚；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公司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科学性，建议推动公司法与刑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尊重公司法秩序统一性，确保前置法创设的法律秩序受到刑法礼让；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人公司法律适用问题一人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司法实务中有诸多疑难问题。本文整理上海一中院商事庭召开的辖区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中有关一人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就一人公司的实务界定、一人公司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与新股东对公司旧债的责任承担、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判断标准、判令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问题进行解答，供读者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