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领域犯罪全链条追诉的思路与方法信用卡领域的犯罪分工日益细化，犯罪团伙更加专业化、组织化，形成了黑灰产业链。在办理该类案件时要树立全链条追诉的意识，对是否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及遗漏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并加强对POS机交易记录等客观证据的调取和审查，结合涉案金融业务流程、黑灰产运作特点、可能的侦查方向等，提出有价值的引导取证意见，必要时可以开展自行侦查工作，夯实证据基础，实现对该类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认定问题“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素不仅存在于诈骗罪中，所有的取得型犯罪，如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诈骗、贪污还有普通侵占罪、职务侵占罪等都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以故意毁坏财物罪为代表的以破坏为目的的罪名是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的。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很重要，而这在实践中分歧很大。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排除的意思，二是利用的意思。

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认定及涉案财产处置问题虚拟货币仅是存储于计算机系统内的电子数据，时下更是作为非法货币在我国“黑市”流通，大都充当违法犯罪支付手段、境外资金非法入境媒介等“黑灰”角色，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应当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

涉案企业合规适用刑事诉讼全流程的相关问题研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必要性与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的语境与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推动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推进刑事诉讼法立法完善的改革态势已然形成并持续深化。基于改革新格局，下一步迫切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范全流程适用的程序衔接，完善立法完善的方案与路径，推动建立健全中国式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经过深入研判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质疑与反思，针对侦查、审判及执行等环节适用的堵点、难点及争议，涉案企业合规适用刑事诉讼全流程，需要严格贯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的程序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重点明确规范案件适用范围和条件，科学建构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范侦查环节合规适用，完善审判环节程序衔接，强化行刑衔接的联动推进，加强执行环节的衔接贯通与跟进监督。

民间贴现中的非法支付结算民间贴现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并无定论，但作为手段行为的支付结算，因可能存在的支票套现和公转私，被司法解释界定为非法经营罪的一种，近年北京、河南等地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件，表明支付结算行为本身存在着法律风险。本文就非法支付结算的构成和法律责任进行分析，强调在此类业务中应格外注意的问题。

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办案模式“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明确要求。而办案需要用证据说话，证据是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前提。笔者认为，可从指控观念、检警关系、办案模式三个基本路径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办案模式。

论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颇有争议。从原则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当然包含了悔罪因素。但是，悔罪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权利保障以及效率追求均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悔罪行为根据其程度与原因可以有自我否定、自愿被否定以及因威慑而服从等不同层级的区分，不宜完全排斥悔罪中的功利成分。据此，真诚悔罪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成立要件，而是界分理想型与非理想型认罪认罚的界限要素；同时，也是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真实性与自愿性的解释要素。

危险作业罪的“现实危险”认定问题危险作业罪入刑，突破了安全生产领域犯罪的立法技术、立法理念，使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并列设置，并在罪状描述中首次使用了“现实危险”的概念。由于当前司法解释空白，理论观点纷呈，司法实践做法不一 ，危险作业罪的适用面临诸多困惑。应从不同维度判断“现实危险”：在评价逻辑层次上，“现实危险”应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紧迫性和严重性；在评价体系上，应对“现实危险”进行规范性、专业性和综合性评价；在评价模式上， 应构建专业评价司法审查的判断模式。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范化法治化路径“受贿行贿一起查”彰显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的要求，其重点是对行贿的从严查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落实，不仅需要进一步转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思维定势，清除“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理念障碍，更需要通过规范化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稳定预期。“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的并重惩治模式，而是要通过健全机制、严格司法、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织密行贿罪的刑事法网。

刑事追诉时效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当前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刑事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还存在模糊地带，实务界对此规定在认识和适用上存在偏差，时效制度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归纳提炼，针对个案中出现的刑事追诉时效适用“从旧”或“从新”、刑事立案的认定、时效的延长制度中逃避侦查、被害人控告的认定等常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更符合实践操作的做法，以期达到用好和用足追诉时效追究犯罪的效果，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