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类型化我国学界多数意见主张公司法应构建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但既有研究尚未澄清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公司合同”漏洞的法律技术，旨在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的裁量权，将公平、正义和良心等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引入公司法，以应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引发的各类问题。在外延上，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依行使权利/职权的不同，可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分为行使股东会职权时的专属信义义务、行使董事会职权时的董事信义义务和出售控制权时的特殊信义义务三类。如此划分，能够恰当协调控股股东作为股东有权追求“私益”与作为全体股东受托人须为“共益”服务之间的冲突。

商业数据的私法保护与路径选择目前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的界权、交易与保护议题颇受关注，特别是其中可流通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数据。当前法学界对商业数据提出的保护进路，大致有“商业数据财产权论”“商业数据控制权论”“商业数据‘权利束’论”以及“商业数据权论”几种观点，但上述观点都有其不足。笔者基于商业数据蕴含的多重私权属性以及其独创性的不同程度，并以司法适用的一般原理和请求权基础检索为依据，在现有私法制度内提出由知识产权、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构成的“商业数据综合保护论”及其渐进式“三层五步走”具体保护路径，以期在现行法框架下促进商业数据的共享利用与有序保护。

论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颇有争议。从原则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当然包含了悔罪因素。但是，悔罪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权利保障以及效率追求均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悔罪行为根据其程度与原因可以有自我否定、自愿被否定以及因威慑而服从等不同层级的区分，不宜完全排斥悔罪中的功利成分。据此，真诚悔罪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成立要件，而是界分理想型与非理想型认罪认罚的界限要素；同时，也是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真实性与自愿性的解释要素。

危险作业罪的“现实危险”认定问题危险作业罪入刑，突破了安全生产领域犯罪的立法技术、立法理念，使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并列设置，并在罪状描述中首次使用了“现实危险”的概念。由于当前司法解释空白，理论观点纷呈，司法实践做法不一 ，危险作业罪的适用面临诸多困惑。应从不同维度判断“现实危险”：在评价逻辑层次上，“现实危险”应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紧迫性和严重性；在评价体系上，应对“现实危险”进行规范性、专业性和综合性评价；在评价模式上， 应构建专业评价司法审查的判断模式。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范化法治化路径“受贿行贿一起查”彰显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的要求，其重点是对行贿的从严查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落实，不仅需要进一步转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思维定势，清除“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理念障碍，更需要通过规范化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稳定预期。“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的并重惩治模式，而是要通过健全机制、严格司法、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织密行贿罪的刑事法网。

刑事追诉时效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当前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刑事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还存在模糊地带，实务界对此规定在认识和适用上存在偏差，时效制度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归纳提炼，针对个案中出现的刑事追诉时效适用“从旧”或“从新”、刑事立案的认定、时效的延长制度中逃避侦查、被害人控告的认定等常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更符合实践操作的做法，以期达到用好和用足追诉时效追究犯罪的效果，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

袭警罪行为构造的教义学解析袭警罪的“暴力袭击”是积极、主动针对警察以及与警察人身紧密相连的物实施的有形力，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要求具备“突然性”。消极性、被动性挣脱等行为以及情节显著轻微的暴力，不构成袭警罪。袭警罪的情节加重犯需同时具备法定的手段和法定的具体危险。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警察的人身安全和职务行为，是具体危险犯。

裁判运用社会公共道德释法说理的方法论法官一方面要坚持从法律立场出发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置道德情理于不顾。为此，在司法中贯彻社会公共道德对裁判说理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能和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充分阐释出法律中蕴含的文理、法理、情理和常理，又能为裁判结论的实质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理由支撑。

民刑交叉案件的实体处理：类型、原则及规则《民法典》实施与公法和私法融合的大背景下，民刑交叉问题重新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热点话题。民刑交叉案件，“特指某种行为究竟应当被作为犯罪处理，还是被认定为民事违法性质不明、‘难办’的情形。”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法律规定加以规定，且“先刑后民”并不是绝对的原则，《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认可了以“先决关系”为标准选择诉讼程序。

合规不起诉制度针对涉案企业而非个人，但我国改革实践以“双放过”为基本模式，且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要对象，并在基层检察机关适用。以制度设置的目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为约束条件，合规不起诉应选择谦抑模式。以“合规责任论”重构单位犯罪归责机制，理论上尚未充分证立，实践中难以全面适应我国单位犯罪判定的司法需求，且与单位民事责任判定标准不协调，有损法律责任统一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