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立法的实践悖论与法理反思刑法及时回应社会现实增设新罪是必要的，但改变和动摇我国传统违法与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特别是为了强化刑法参与社会治理增设轻罪，将本可以由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或者社会规范调整的行为纳入刑法范围，不应提倡。我国重刑主义的法律传统、权力分配体制以及司法运行机制根本上决定了不宜降低犯罪门槛、积极地推进轻罪立法。传统违法与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在我国具有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适宜性，对于有效避免刑法过度干预社会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应继续坚持。

论出资意义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冲突适用规则司法实务中，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都可能成为股东出资义务履行的依据。公司章程终止股东协议的学说观点，是对股东协议功能的错误定位，既不合于国外立法，也与合同终止理论、国内的立法和司法判决不符。基于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立法已经认可股东书面一致同意可以替代股东会决议等理由，补充股东协议、而非召开股东会表决的方式可以变更章程内容。在出资事项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本质上的约定性，决定了二者没有必然的效力优劣之分。

非合同之债对合同之债有关规定的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对债法总则“得意而忘形”、使得债法分则体系“形散而神聚”所依赖的关键法律技术就是参照适用，合同编通则通过参照适用释放出自身的体系效益，避免对非合同之债照应不周。立法上的参照适用不是对司法中类推适用的终结。当立法未授权法律适用者参照适用，而实定法又存在开放漏洞时，需要通过类推适用来补充。当被参照适用条款自身有漏洞时，也离不开类推适用方法的接力。

定罪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刑法规范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如果二者相符合，便可以作出相应的判决。具体地说，法官必须把应当判决的、具体的个案与规定犯罪构成要件、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刑法规范联系起来；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是法官思维的两个界限；法官要从案件到规范，又从规范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

高等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法律架构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现实中许多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阶段，如何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校企合作本质上是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上协同制定管理的规章、规则、条例，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是一种典型的合作治理实践。根据合作治理理论，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离不开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为解决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在合作意愿、合作风险、合作保障等方面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需要进一步建构校企合作多元化制度激励机制、明确合作关系法律性质、具体化法律责任等。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聚焦使命任务，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立法，实现改革与立法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树立司法权威，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防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突破法律底线。坚持依法防疫和依法抗疫，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审判实务问题2023年6月7日，山东高院刑三庭举办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审判实务问题专题论坛。论坛由刑三庭庭长刘振会主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全省公、检、法等机关的干警，以及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论坛。论坛共分四个单元，围绕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证据、情节、量刑和程序等进行研讨。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检视与改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协商性司法理论基础之上的。量刑建议的提出需要协商，因而控辩审各方会产生博弈关系。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展望理论”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法检博弈使得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和结果受到超出案件本身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控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价值有所偏离。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法检博弈给办案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弱化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检视检察机关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激励方式，构建法官参与量刑协商的常态化机制，使得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的关注点回归到案件本身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

论失信惩戒的行政诉讼可诉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惩戒具有跨越公私界、形态多样、嵌入联合惩戒机制、多以非立法性规则为直接依据等特点。对于失信惩戒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问题，应当解除行政诉讼适格被告教义对行为可诉性分析的束缚，运用形式主义的主体进路、实质主义的功能进路和特定法律制度结构性安排的分析框架，首先甄别争议中的失信惩戒是否属于公共管理行为，而后结合联合惩戒构成多阶段行政程序的特点，对“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内部行为”“过程性行为”等不可诉行为原理以及“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原理进行有针对性地阐释和运用。

寻衅滋事罪为何易被司法实践滥用近日，私造浮桥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学理上也再次引发了关于寻衅滋事罪口袋罪的思考。对寻衅滋事罪的讨论，应当秉持务实理性的态度，探究其形成口袋罪的根源，继而寻求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实际上在立法层面进行了口袋罪的立法限缩。目前寻衅滋事形成口袋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实践的滥用，司法实践对寻衅滋事罪的滥用主要有五方面的原因。而私造浮桥案就是司法实践滥用寻衅滋事罪的一个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