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及行政三大审判思维之不同我国法律构建了三大诉讼法律体系，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及刑事诉讼。法官在进行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及刑事审判时，审判思维有何不同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对此有深入思考，以下是他的文章。

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科技创新的前沿与经济成长的驱动力，也日益成为民事主体的重要财产，然而，数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完善数据立法，对数据权益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数字时代的法律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民法典》承认了数据作为一种民事权益，应当受到保护。《民法典》第127条未明确数据权益的性质，而是转介至各法律部门，不仅顺应了民法的内在逻辑，也为我国后续数据立法保留了空间，有其合理性。

民法典体系下《合同法》第51条的存废在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二审稿）第387条的基础上，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保留《合同法》第51条，将其中的“处分”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可以避免上述弊端并保持司法实践的连贯性。基于民法体系的协调性要求，应将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由债权形式主义改为“折衷主义”;把保留的《合同法》第51條的内容规定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

法官应当对司法解释保持足够的尊重，但不应完全依赖和迷信司法解释法律规定不适当或错误只是个别现象，而且，随着立法技术的提高，这种现象会不断改善。但是，司法解释不适当乃至错误，恐怕是司法机关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远没有立法那么严格，有的司法解释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迫切问题而仓促出台的“急就章”；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具体，不像概括的法律条文那样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其适用条件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

累积的因果关系——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结果归属、敲诈勒索罪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拒绝交易？引民事诉讼中，法院强制执行是指通过公权力的行使迫使义务人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以使权利人的权利从期待变为现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年修正）第16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本文就民事诉讼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启动条件整理了相关裁判规则、观点、法律法规，供读者参考。

股权让与担保限制论在股权让与担保领域，有学者通过统计司法案例探索归纳人民法院的裁判思维；有法官从司法案例出发探讨股权让与担保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处理；还有学者从解释论的视角去梳理股权让与担保的规则，以希望“司法实践亟需统一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规则，以在裁判中定纷止争”。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四大问题为了有力打击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七）》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将一直游离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纳入了刑法的视野，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然而该条规定自颁布以来，尽管在社会上叫好声一片，但在具体的司法定罪中还存在许多理论问题。本文从实践中两则案例出发，通过对具体案件认定中疑难问题的解析，以期明确立法的本意，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财产，符合“财物”特征，应当评价为刑法上的财产犯罪对象。国家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政策，否定了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从未否定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判断和认定标准与刑法保护“财物”的判断认定标准并无理论关联，涉虚拟货币合同有效与否，并不能作为否定虚拟货币刑法上“财物”属性的依据，刑事领域肯定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并不违背法秩序统一性。

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等。一般来说，合同主要条款缺失，即为合同漏洞。基于合同全面、诚信履行原则，需要对合同漏洞加以填补。《民法典》合同漏洞填补规则主要规定在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民法典》另有26个条文引用了第五百一十条，这些条文亦属合同漏洞填补规则之列。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有合同漏洞填补规则，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本文依据上述条文，整理、提炼合同漏洞填补规则的31个适用要点，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