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作业罪规范目的及司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危险作业罪作为重大安全事故的法益保护前置化处罚，为安全生产类罪名的集群化思考提供了转机，同时也为行刑衔接合理化提供了预防路径。但在实现重罪预防的同时也应注意轻罪限缩，出于实质理性的刑法观，对“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和“现实危险”不宜作扩大解释。应根据本罪设定的三种行为类型严格区分与其他安全生产类犯罪的基本犯与实害犯的关系，不断完善安全生产领域的“行刑衔接”机制。

擅自从事危险品作业型危险作业罪的司法适用危险作业罪的罪名适用主要集中在擅自从事危险品作业型危险作业，但该类案件在实践中面临如何判断“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范围、如何处理与危险驾驶罪等罪名的关系、如何处理犯罪泛化和行刑协同治理等问题。

危险作业罪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边界在司法实务中，危险作业罪与非法经营罪存在交叉。两罪虽有相似性，但公共安全是危险作业罪的唯一法益，市场秩序是非法经营罪的唯一法益。从竞合论的角度讲，两罪为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在实务中，通过三个层次的判断可以解决危险非法经营行为定性：一是要看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的层级能否达到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二是分辨行为人违反的法律法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还是市场秩序；三是当行为本身触犯两种不同法益的数个或单个法律规范时，应当以想象竞合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帮信罪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本书先行阐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探讨角度。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刑法修正案（九）》之所以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以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为前提的。本书主张，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应当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基础，但也需要根据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现实情况作出明晰和适当突破。

结合作案手法、行为方式区分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刘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为1,249,000元，属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依法应予惩处；利用职务便利，又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为465,000元，属数额较大，其行为又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予惩处并予以数罪并罚。

帮信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全解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往往是网络犯罪中获利最大的环节。由于帮助对象数量很大，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际上成为犯罪活动获利最大的环节。以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例，网上的淫秽色情、赌博、传销等活动大多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明知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支付服务并从中提成获利。就每个网络淫秽色情、赌博案件而言，第三方支付平台获利数额并不大，但由于其客户数量巨大，实际成为网络犯罪中获利最大的环节之一。

非法采矿罪的关键问题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是矿产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以及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所有权。单纯侵害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或管理秩序的行为难以构成本罪。对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的开采行为，“试运转”批复过期至正式取得采矿许可证之间“空档期”采矿的行为，以及特殊情形下的工程性采矿行为，均难以肯定其法益侵害性。在确定行为人是否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时，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前置法所允许的采矿权承包、采矿权合作经营都不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不宜以本罪论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判断标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占据涉税犯罪首位。近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某些类型虚开行为的定性逐步达成共识，但是新的虚开类型不断出现，需要从本罪的行为本质和保护法益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能将被告人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行为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主要理由是：（1）《刑法》第九十三条中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这里所依照的“法律”不包含《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没有赋予破产管理人公共事务管理职权。

职务犯罪主体认定的法律指引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