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人民法院选任和使用人民陪审员存在困难。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应当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由于人民陪审员都是兼职的，他们多数有自己的工作和单位，对参与审判有一定的制约，法院给予他们的补助也比较低。另外，有的人民陪审员认为自己在庭审中的作用微不足道，有没有自己一个样，所以他们愿意当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

邮寄送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邮政工作人员方面的原因，致送达效率不高。由于邮递员的工作责任心不一，不少邮递员未按相关的规定进行投递，往往在一次不能送达的情况下就将邮件退回，也不注明任何原因或者随意标注未送达原因，极大地浪费了诉讼资源。

新类型行政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我们接触到的主要有在校大学生不服高校勒令退学处分案、考生诉省招生办录取投档案、考生因被取消保送生资格耽误高考状告省招生办案、学生诉黄河科技学院违法招生案、学生诉省教育厅对高校在专升本考试推荐工作中违纪违法情况不查处案等。我们认为高校对学生教育管理的行为，如剥夺受教育权、是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应当是可诉的，因此，也大胆受理，在省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一些外省市大学生从网上下载我们作出的先例判决，作为蓝本，拿到当地法院去要求立案。

关于网络拍卖的几点看法在浙江省高院的网络司法拍卖中，借助网络完成了一些在传统模式下无法完成的目标，如，零佣金、竞买人在拍卖过程中随时进场、外地竞买人参加竞买零费用等。但是司法拍卖有其特殊性，纯网络形式并非司法拍卖的最好模式。或者说，纯网络形式对某些特殊资产不适用。如，特殊资产竞买人身份的审查、确认等。传统司法拍卖和网络技术的兼容，才是比较科学的司法拍卖模式。

浅谈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如果交通事故责任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第二个责任就可以认定是交通事故责任人一方的违章行为造成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相反，受害人就不应负事故责任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责任作用小，在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责任人就存在侵权过错行为或其过错行为起主要作用。而受害人纯属于被侵权人，因此，受害人依法可请求对方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财产刑执行和行政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建议社会各界包括法官自身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财产刑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认识不到财产刑的性质是一种刑罚种类。他们认为，财产刑与罚款无异，不能“又打又罚”，除非缴纳财产刑能够为之带来可以期待的利益，否则，其对抗情绪就会很大，在财产刑的执行过程中很难得到被执行人的配合。

浅谈赃物犯罪“明知”的推定认为明知就是确知，即行为人对赃物具有确定性的认识，包括认识到犯罪所得是何罪所得。如果对赃物的认识不确定就不能认为是明知。其二，认为明知包括确知与不确知，确知是对赃物的确定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由他人明确告诉，也可能是行为人自己耳闻目睹，还可能是根据财物的品种、数量、价格、特点交易手续、售物人的表现等情况自我确定，只要行为人事实上已经确认赃物、赃款的不法性，即可视为“明知”。

法官如何用好自由裁量权裁量权的行使纳入案件质量评查范围，对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形，结合审判质量考核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在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有针对性地选出自由裁量事项的案例，对考量因素和裁量标准进行类型化；做好法官的选任和培训工作，提升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提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水平。此外，还应加强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对滥用自由裁量权并构成违纪违法的人员，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纪律规定进行处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法庭在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的是控辩双方各执一词，被告人坚持受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公诉方则千篇一律以四种证据形式予以否认，双方都无法提供具有说服力和证明力的客观证据，于是庭审的调查工作基本走了形式，无法进行深入地实质性调查。由于上述问题，必然导致法官在非法证据的认定上的困难，对于是否排除有争议的证据难以决定。有些证据法官心理上已确信是非法取得的，但由于无证据证明，无法排除。

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建立指导性案例的定期报送和发布制度。一方面，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指导性案例定期发布制度，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发布频率，增加其案件类型。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报送工作，使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从中遴选出真正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案件，推动案例指导制度不断前进。